人事丨张诗洋：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大雪

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大雪

文 / 张诗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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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邪不压正》中雪后的北平

姜文执导，2018年

一九二四年末的北京很冷，清华学堂教务长张彭春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里，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小诗：

大雪！

纯美的雪！

雪说：

你必须写。

大雪纷纷扬扬落下，持续了一天一夜，北京一派银装素裹。张彭春赞美雪的纯美，并借大雪之口说出“你必须写”。但十八岁就出国留洋的张彭春其实并不擅长中文诗歌创作，在他的日记《日程草案》里，他时常痛恨自己不能娴熟驾驭文字，以至于在清华任职期间，其改革观念因为不擅记录、发表而“被人剽窃”。一般书信、公文尚且令他为难，更遑论创作诗歌。所以，这首勉强押韵的四句小诗写得直白，甚至显得有些戏谑。大雪要求“你必须写”的“你”，恐怕不是张彭春对自己的指称，而是另有所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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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彭春全家与亲友

右一张彭春、右三张彭春夫人

右四次女张新月，左三长女张明珉

1956年于纽约

年末岁尾，张彭春依然忙碌得很。十二月十六日，同学胡适生日，张彭春前往贺寿。日记载，他当晚“宿石虎胡同”。石虎胡同七号的好春轩，即是挚友徐志摩在北京的住处。廿二日，回天津，见丁文江，商谈清华校事。次日，见清华校长曹云祥。廿五日，访前校长周诒春。廿七日下午，陈独秀组织“年终俱乐会”，张彭春因事未能出席，错过了“与校人联络的机会”。到了十二月廿八日，“志摩请午饭”。

在张彭春年底访见的朋友中，徐志摩与他最为要好，仅一九二四年末，他们已经聚会两三次了。后来，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时，有次徐志摩拜访张伯苓、张彭春兄弟，忽然要找纸和笔来写信。张伯苓问他写给谁，徐志摩答曰：“不相干的人。”张彭春却了然在怀，打趣道：“顶相干的！”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筹备婚礼时，想邀请老师梁启超担任证婚人，还是张彭春去找梁启超说情，梁才勉强答应出席。张、徐二人惺惺相惜，亲密程度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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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文藻与谢婉莹的婚礼

张彭春对徐志摩话里有话的调笑，与日记里把大雪拟人化的幽默如出一辙，让人不禁联想，张彭春是否因为频繁与志摩君见面而受到鼓励尝试写诗。徐志摩也的确创作过与雪有关的诗歌，即是那首著名的《雪花的快乐》：

假如我是一朵雪花，

翩翩的半空里潇洒。

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——

飞扬，飞扬，飞扬，——

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。

……

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，

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，

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

——飞扬，飞扬，飞扬，

——啊，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！

徐志摩仿佛化身那一朵雪花，自由、飘逸，在半空中寻找自己的方向。《雪花的快乐》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发表于次年一月十七日的《现代评论》。果然，正是张彭春日记里所记的十二月三十日那场雪。用徐志摩自己的话，他胸中的诗情“不分方向地乱冲”，如同最早写诗那半年一样，徐志摩感受到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，“意念都在指头间散作缤纷的花雨”，“绝无依傍，也不知顾虑”（徐志摩：《〈猛虎集〉序》）。可以想见，张彭春与徐志摩聚在一处共同赏雪，张彭春见证了徐君诗兴大发，也促成了徐志摩诗中“最完美的一首诗”（朱湘：《评徐君〈志摩的诗〉》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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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月》创刊号书影

英国留学归来的徐志摩，与美国博士毕业的张彭春志趣相投，共同组织成立了日后红极一时的文艺社团“新月社”。“新月社”的得名，其实来自张彭春的提议。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，张彭春二女儿出生，他因极崇拜印度诗人泰戈尔，并且当时正筹备泰戈尔访华事宜，便用泰翁诗集《新月集》之名，为女儿取名“新月”。这名字寄托了张彭春对新生儿的期待，也及时地宽慰了他因大女儿明明在归国途中生病、落下后遗症的终身遗憾。张彭春又将“新月”这个名字，推荐给徐志摩等聚餐会成员，大家欣然接受。徐志摩进一步阐述“新月”的寓意——“虽则不是一个怎样有力的象征，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、怀抱着未来的圆满。”（徐志摩：《新月的态度》）的确，回国不久的徐志摩此时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，他希望集合一些“对于文艺有兴趣”、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组成社团，“每两星期聚会一次”，使成员之间得以“互相鼓励”。这便是新月社的前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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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戈尔（中排右）与徐志摩（前排右二）、张彭春（前排右一）

摄于1924年

一九二四年，泰戈尔访华，新月社排演诗剧《齐德拉》。张彭春任导演，徐志摩是主演之一，交往密切。作为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校友，张彭春从徐志摩身上“觉出一种特别的力量涌出来”，每每见面总被他宽厚温雅的人格魅力鼓舞。徐志摩也十分珍视其与张彭春的情谊，他说自己对于话剧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，真正在行的，“只有张仲述（彭春）一个”。后来，张彭春为陪同梅兰芳访美、出国讲学做准备。徐志摩得知，取书以赠，并记下了一些交往点滴以及由此而起的“伤离别”：

尘世匆匆，相逢不易。年来每与仲述相见，谈必彻旦，而犹未厌。去冬在北平，在八里台，絮语连朝。晨起出户，冰雪嶙峋，辄与相视而笑。此景固未易忘。……濒行，无以为旅途之赆，因检案头《寐叟题跋》次集奉贻，以为纪念。愿各努力，长毋相忘。（据黄仕忠《偶遇徐志摩》辑录）

两人畅谈通宵达旦，至晨起出户时，“冰雪嶙峋，辄与相视而笑”，此情此景，不足为外人道也，却真令两位知心人难以忘怀。

一九二四年观看新月社《齐德拉》演出的鲁迅先生对剧作者泰戈尔访华颇有微词，对于主事者徐志摩也并不欣赏。他在《集外集序言》里明说：“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，而他偏爱各处投稿，《语丝》一出版，他就马上来了，有人赞成他，登了出来，我就做了一篇杂感，和他开一通玩笑，使他不能来。”

有趣的是，与徐志摩《雪花的快乐》差不多同时，鲁迅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创作了散文诗《雪》，并发表在一月二十六日的《语丝》上。据曾任晚清军机大臣的那桐的日记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北京下起大雪，“卯刻落雪至午刻止，天仍阴，入夜大雪至天明止”。此前的十二月十七日，只有早上飘了一丝“微雪”，不符合鲁迅笔下所谓“朔方的雪”。此后两个月间，北京均“晴和”，未再降雪。也就是说，鲁迅和徐志摩诗中所写的，均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那场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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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野草》书影

同月发表的这两首诗歌，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如果说徐志摩《雪花的快乐》是具象的、浪漫的、无所顾忌的，那么鲁迅的《雪》则是抽象的、冷峻的、意有所指的。虽则都是对于生命的思考，却透露着作者迥异的艺术特点和审美风格，从中可见二人此后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内在根由。

查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记：“夜赴女师校同乐会。”除了自然气象意义上的大雪，这次同乐会也成为鲁迅创作《雪》的动因之一（李哲：《“雨雪之辩”与精神重生——鲁迅〈雪〉笺释》）。这天是周作人四十岁生日，周作人到女师大参加“同乐会”。而鲁迅同日亦赴“同乐会”，失和的兄弟二人极有可能在会场尴尬地见了一面。待一月十八日（农历小年），为周作人庆生的孙伏园等人又去鲁迅家中拜访。同日晚间，诸友散去，鲁迅便写下了“野草之八”——《雪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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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与周作人（前排左一）、爱罗先珂等人合影

1923年4月

在对“雪”的凝视中，鲁迅保持一贯的横眉冷对的风格，拿“雪”与“雨”做对比。联系到周作人曾写过散文《苦雨》、把“苦雨”题为书斋名，自称“苦雨翁”，并被时人誉为“博识”，而这些恰恰都在《雪》中出现了，就不难理解鲁迅笔下雨雪之间的比照、较量，正是周作人与鲁迅人格差异的折射。雪冰冷、坚硬、孤独，却也灿烂。鲁迅不留情面地写道，“雪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”，笔笔诛心，掷地有声。

鲁迅的怒视不无道理，也包含着对混乱时局的忧思。这场大雪的第二天，重病缠身的孙中山北上，重申了《入京宣言》中宣称的“救国论”，而具体手段则是与“老敌人”段祺瑞合作——他乐观地把段祺瑞当作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爱国军人。以后见之明来看，这个策略注定会失败。两个多月后，孙中山逝世，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，目的是争取包括军阀、政客、文人在内的各界支持，存续北洋军阀的统治寿命。此时的中国，军阀走马灯一般地轮流登场，任何一派都无法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，更无力统一全国。北京将落入谁手，中华又将何去何从，成为飘零时代里知识分子内心的困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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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园内的亭台

怀特兄弟摄，1920年代

载于《燕京胜迹》

寻找方向的，还有从湘西走来的沈从文。他化名休芸芸，在《晨报副刊》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，竟想不出法去做一次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。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，风如何吹——风的去处，便是我的去处。”（沈从文：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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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芸芸（沈从文化名）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（部分）

载《晨报副刊》1924年12月24日

一九二三年，二十一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，希望能考取大学。不难想象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会在求学路上遭遇什么。他坚持创作，并把作品寄给当时的主流报刊，在穷困潦倒中等待着被发现。努力过后，沈从文报考清华、燕京大学等院校都失败了，好不容易被中法大学录取，却最终因为交不起每月二十八元的膳宿费而未能入读。沈从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北漂”。

沈从文不得已给素未谋面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。这位文坛前辈甫一登场，就被认为用小说创造了一个“完全特殊的世界”，“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”（郭沫若：《论郁达夫》）。一九二四年冬，郁达夫冒着大雪，去沈从文的“窄而霉小斋”看他。寒冬腊月，沈从文还穿着单衣，见此情景，郁达夫抖了抖自己羊毛围巾上的雪片，给沈从文戴上。又请他吃饭，把结账找回的三元二毛钱留给沈从文。雪中送炭的温暖，让沉在深渊谷底的沈从文看到了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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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与沈从文

正如沈从文没有想到郁达夫的“雪日造访”，令他同样意想不到的是，郁达夫在见面后，竟专为沈从文写了篇鸣不平的“檄文”。这篇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亦刊登在《晨报副刊》上，一经发表就引起社会强烈反响，也彻底改变了沈从文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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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

载《晨报副刊》1924年11月16日

郁达夫随即介绍《晨报副刊》的编辑，为沈从文提供发表习作的机会。他还引荐沈从文与自己杭州府中学校的老同学徐志摩相识。一九二五年，徐志摩应陈博生、黄子美之邀，正式担任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，开辟新月社的又一阵地。沈从文这一时期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的文章多达五十余篇，尤其在第五十期(一九二五年十一月)上一连发表了《市集》《水车》《玫瑰九妹》等六篇作品。主编徐志摩特别在《市集》后写了一段欣赏语，表达对沈从文的推崇和赏识。

沈从文走上了文坛，虽然起步时经历了穷苦潦倒，却在一九二四年那场雪之后，因郁达夫、徐志摩的鼎力相助成功“突围”。然而，在其后的一系列论争中，不论是鲁迅以“第三种人”为由将沈作排斥在“中国新文学大系”之外，还是三十年代众人批判他“不写阶级斗争”“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”，以及抗战时期与左翼作家关系恶化，沈从文几乎每一次都站在了对立方向，被列为批判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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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从文自传》书影

沈从文围绕在徐志摩周围，却未曾加入新月社。一九三一年，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，灵柩暂厝于济南福缘庵。沈从文闻讯立即前往，为年仅三十六岁的徐志摩送行。随后几个月间，沈从文多次致信胡适，商量如何处理徐志摩的生前资料，后来又一再写文章缅怀这位“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”（沈从文：《友情》）的天才诗人。此是后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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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月的态度》正文前所引英文诗句

“上帝说，要有光，于是便有了光”——《圣经·创世记》

“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——雪莱

一九二四年的大雪，映照了当时几位年轻人不同的文艺观和方向感。在《雪花的快乐》发表后的第三年，徐志摩写下同样著名的《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》，显然与此前飞扬、潇洒的形象不同，似乎也有些“坚硬”和“孤独”。原本可以“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”（徐志摩：《新月的态度》）的平静被打破，正预示着飘摇年代的风向瞬息变换，各种“主义”此消彼长。不过，激荡年代里的文人们，从“时代的破烂”里规复人生的尊严与方向，靠着从生命内核里供给的信仰、忍耐，抱团取暖，或者踽踽独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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